唐风晋韵,锦绣龙城

----------------------------------------------------------------------------------------------
时间:2016/02/24
字体大小
14px
字体:

   太原,古称晋阳,是我国北方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和发达的经济的文明古城。太原曾有两个著名的别称,其一为“龙城”,从河南村、凤凰岩等(位于今古交市)旧石器文化遗址,到义井、闫家沟(位于今万柏林区)新石器遗址,远古时期人类便劳作、生息在汾河谷地这片热土上。自周季的梗阳邑(今清徐县清源镇),盂邑(今阳曲县大盂镇),到崛起于春秋的晋阳城(今晋源县晋源镇),历史上的太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1)“太原府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2),素有“中原锁钥”之称。其二为“锦绣太原城”。历史上,太原不仅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而且还是著名的文化古城和商业都会,历史上“晋商执全国之牛耳”几百年,从悠久的晋阳古城再到新兴的太原城历来锦绣繁华。
  历史的积淀留给了古城太原许多难以磨灭的印痕,在2500年悠久的文明史这坛醇酒中,无疑人文精神是太原文化的灵魂和精华,同时也是如今太原文化中埋藏最深、挖掘最少、价值最高、存量最大的文化资源。那么,今天,我们对古城太原应该有着怎样的定义呢?中共太原第九次党代会上,市委响亮地提出建设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新太原,把太原建设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型工业基地和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这是对古城太原的一个全新定位。简而言之,太原的血脉中凝聚着唐之风、晋之韵,是华夏大地上独一无二的“锦绣龙城”。
    一、太原是历代封建王朝更迭的“催化剂”
  古晋阳城自晋定公十五年(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前晋国正卿赵简子(赵鞅)家臣董安于于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筑建,至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为宋太宗赵光义焚毁,存在了约1500年;代之而起的是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依托今太原市羊市街一带之古唐明镇筑建的新太原城,作为今太原城的前身,它也存在1000余年了。
  (一)太原乃为“披山带河”、“当今天下之要地也”(3)。晋阳古城自创建以来,肇始之初便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大都会。从地理位置的视角看,晋阳所处的山西的大地形如同史家描绘“表里山河,称为完固”(4),“山西西、南均距太行,北控朔漠,屹为神京右臂。盍得唐虞冀、并二州之半。而西据上游,实尽二州之扼要。出关东下,即有建瓴之势。”(5)保有山西,即可“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6),立于不败之地。晋阳古城则“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7)从晋阳所处的小地形看,“山西固用武国,三关其边,而太原其腹也;腹劲则边强,腹孱则边弱。”(8)“三晋古称用武之国。太原其首郡也,东倚太行,西连五寨,可战可守,尤历代之所必争。”(9)“至太原,以云中、上谷为之屏,河东、上党为之蔽,临谷为堑,因山为障,带二水之双流,据百岭之重阻,尤险之最焉。试横览远眺,而复关四塞,威夷嵯峨,诚所谓‘一人荷戟,万夫趑趄’者然!”(10)关山万重构成了晋阳城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天然屏障,无论是顺流而下直指关中,还是沿河南下进逼中原,还是入主华北高屋建瓴,均可凭山控水,进退攻守,因势乘便,这样天造地设的地理形势,赋予晋阳以全局性的重要战略地位。
  (二)太原“凭恃险阻”(11)、“昔人谓之雄藩剧镇”。(12)山西除了为尧、舜、禹等帝王之都外,其余统一而强大的王朝如商、周、秦、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虽不曾建都山西,其京师却无一远离山西周围。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省的首郡晋阳始终居于中央的肘腋地位,一向处于与京畿相表里相依托,一直处于“京师安危之所系”的重要战略地位。
      晋阳自肇建之始,便被有意识地建设为军国重镇,战国时期,它是赵国的初都;秦汉时期,它是抵御匈奴的主要战略基地;南北朝时期,北齐高氏长驻晋阳,清人陆以谦诗曰:“当年霸府气如虹,幽夏区域归牢笼。西包汾晋北沙漠,沧海直达江淮东”;隋唐,晋阳古城是仅次于长安、洛阳“天王三京”之“北京”,唐王朝发源于晋阳起兵,“安史之乱”也是以山西为根据地而得以平息;五代的开国君主,多是凭借山西的战略优势,以“地险粟多”的太原为基地而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强大势力,进而挥师南下建立政权的;北宋统一战争中,北汉政权又是最后被消灭的最顽强的堡垒。此后,太原地区又成为北宋王朝与契丹族辽国、女真族金国以及明王朝(太原为“九边”之首)与蒙古族瓦刺部、鞑靼部激烈争战的主战场,也是清初满汉民族频繁接触的重要场所。所以唐太宗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13)
  (三)“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 (1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太原有着许多值得记载的大事和传说,它们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文明发展的轨迹,自晋阳被载入史册伊始,便留下了“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15)抗御强敌可歌可泣的事迹,而赵氏兄弟三下河东,历时11年才消灭北汉割据势力,晋阳城的被毁更是留下了一幅悲壮的画卷。晋阳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唐尧故地、桐叶封弟、晋阳肇建、三家分晋、胡服骑射、文帝龙潜、刘琨坚守、五胡争雄、霸府别都、李唐起兵、五代十国、三下河东、金元狼烟、九边重镇、晋商世家、决死牺盟、解放太原等等。最为典型的是南北朝时,晋阳是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始终保持着“霸府”的地位,隋炀帝“龙兴”于晋阳,唐王朝发迹于太原,五代十国中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发迹于晋阳,或以此为陪都,或以此为国都,一时间太原名声显赫于全国,誉为“龙城”。
  综观晋阳的历史发展,凡国内统一发展时期,晋阳便是中原王朝的北边巨藩;当中原分裂动荡之际,晋阳又成为兵家必争、强藩割据的重镇。北方各民族或是在这里建立国家政权,或是以晋阳为基地割据一方,最终形成国家政权。历史上曾经有九个独立的王朝(赵国初都,前秦苻丕国都,东魏下都,北齐别都,唐北都、北京,后唐西京、北都,后晋北京,后汉北京,北汉国都)在晋阳城建立国都、陪都计300余年,时间跨度近1400年,几乎与晋阳城的存在相始终。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包括我国七大古都在内的都城都不可替代的,太原也成为封建王朝更迭的重要“催化剂”。
    二、太原是中华民族交融史上的重要“交汇点”
  在远古时期,营农耕生活的华夏族,与营游牧渔猎生活的其他民族,原本为错居杂处的,但在长期的相互交往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华夏族,主要占据适宜农耕的中原地区,而未融入华夏族的其他民族,则从中原退往四方。古代山西南部多以农耕为主,北部多以游牧为主,相应的民族分界也大致如此,晋阳古城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一)古唐国立国之初“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6)。周初,因古唐地处于戎狄环绕之中,周成王以桐叶分封叔虞于唐国,便为其定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即在政治上沿袭夏王朝的先进制度,在生活习俗上又照顾戎狄的传统习惯。自周初受封,燮父改唐为晋后,晋阳的先民就广泛与游牧民族通婚、贸易、会盟交好,春秋之“魏绛和戎”,战国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都成为治国、改革的重要方略。经过与游牧民族的交流融合,晋国由百里小国逐渐强盛起来,到西周末终成辅弼周室的大国。自晋文侯勤王开创东周,到晋文公尊王攘夷称霸,再到景公争霸、悼公复霸等,晋国霸业长达150多年,三晋的领地也相应扩展到黄河以西、以南,太行山以东,雁门关以北,都城也纷纷迁到河南、河北。这样的强劲的发展势头,显然与民族融合所焕发出的旺盛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融形成的伟大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就其时间范围和深度而言,在整个民族融合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十六国内徙的五个主体民族而言,有三个民族即匈奴、羯、鲜卑主要活动在山西,以晋阳古城为典型代表的山西地区是这个时期民族融合的基地。
  1、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和汉化。匈奴的汉化始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一直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曹操从经略中原和争取全国统一的总方针出发,采取分散政策限定匈奴人的居住范围,晋阳则是匈奴族的主要聚居地。《晋书·匈奴传》载:“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千余落,居大陵县。”三国时曹操虽将匈奴分为五部,但匈奴人“然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17)西晋初年,一些匈奴人更逐步向南内迁,《晋书·匈奴传》载:“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文中所载四次内迁,人数达30万。游牧民族南迁的过程也是逐步汉化的过程,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不仅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而且能背诵孙、吴兵法,自命集汉初辨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于己一身。
  北魏统一后,孝文帝(吕梁市交城县与方山县界山为孝文山,山巅有孝文古碑)采取了全面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这样,给汉民族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大大丰富了汉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汉族在吸收了大量的血液后,实际上已成为由多民族群体融合的主体民族。
  2、晋阳胡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胡化。胡人汉化的同时,也存在着汉人的胡化,汉人也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更达到高潮。
  不仅而且,在胡人汉化的同时,也存在着汉人胡化的现象,在胡化的汉人中,以以晋阳为霸府别都的高欢比较有代表性。史称,高欢祖上本为汉族名门渤海高氏,“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18)高欢的鲜卑名为贺六浑,他蔑称汉人为“汉儿”,俨然以鲜卑领袖身份出现,汉人在他的口中成了被征服的异族人口。到他的儿辈,无论何人,都将他们视为鲜卑人。
  隋唐王朝都是由鲜卑化的汉族建立的,起兵晋阳建立唐王朝的李渊出生于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在他身上兼具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的双重色彩,其最高统治集团又有颇多的鲜卑人以及汉化的胡人,其中以房玄龄、长孙无忌尤为显著。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各民族在融合中求同存异,为大一统帝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三)自觉的中华一体观念形成。北朝时期政权多为蕃汉合作体制,胡汉差别,逐渐转化为士庶差别。游牧民族在逐鹿中原、时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念,中华一体的祖国观念已悄然形成。
  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匈奴人刘渊建立“汉”政权,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19)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公然宣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沙陀朱邪氏归唐后,唐王朝即把李国昌家族视为汉族,以至于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建立后唐,为宣示延续唐祚,“立庙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20)后晋王朝的建立者石敬塘的祖先、后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知远的祖先,都是跟随沙陀朱邪氏一起归唐的,他们都和李存勖家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先后汉化了。
  宋辽之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自视承接中华传统,所用货币多为唐钱、宋钱,建筑、绘画、雕塑也继承了唐代的风格。他们与日本、波斯、大食等东西方国家交往中,从来以中国自居,至今国内外一些民族语言中,仍把中国称为“契丹 ”。这种中华一体的观念,实际在晋阳所处的山西境内早已形成了,而晋阳的文化、民风、生活方式中,也更多地反映出一些少数民族的影响,这种中华一体的认同,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期民族交融中形成的,为中华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杰出的范例。太原考古发现的娄睿墓壁画、徐显秀墓葬、虞弘墓石椁等均明显反映了晋阳地区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大融合。
    三、太原是东方文化艺术的“名人堂”
  晋阳地灵,雄宏壮丽,晋阳人杰,青史垂名,太原当之无愧是东方文化艺术的“名人堂”。
  (一)太原“其人率慷慨,多雄略正气”(21)台骀(晋源区王郭村有台骀庙),宣汾、洮,障大泽;箕子(晋中市太谷县东有箕城,为箕子故封),为殷太师,周武王克殷,封箕子于朝鲜,制礼乐,为百世祖;狐突,教忠不二,杀身成仁(古交市与交城县界山为狐爷山,有狐突墓);狐偃,文公返国、定王室、霸诸侯,偃之谋居多;赵衰,“赵衰三让,其所让者皆社稷之卫也”;荀林父,“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22);介子推,从文公出亡,及还,隐于绵山,公后求之,自焚山而死;史墨,赵简子之史,“进不见恶,退无谤言”(23);豫让(晋源区有豫让桥、豫让庙),士为知己者死;公孙杵臼、程婴等藏孤,舍生取义,复立赵氏;祁奚,“奚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24);解狐,不计私怨,举贤不避仇仇;窦鸣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作《为陬操》以哀之;常惠,“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25),与苏武奉使十九年;冯唐,持节云中,“味哉论将”、“不偏不党”(26);温序,“为国受任,分当致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27);王允,巧施美人计,诛董卓于长安;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28);狄仁杰,“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29);李希靖,直言敢谏,虽诸武擅权,亦不屈也;温造,弹劾无所回护,威望凛然;王琼,“方岳重寄”(30),诗文高古;周经,强谏不避嫌怨;孙嘉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31);杨二酉,巡视台湾,遗泽至今;高君宇,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二)太原“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乃有尧之遗风”(32)。董安于,赵简子时治晋阳,教化流行,民乐其政;尹铎,赵简子使治晋阳,宽其赋税,“智伯决汾水灌城几没,民无叛意”;赵武,铸刑鼎,治叛臣,归侵地,致诸侯睦,《礼记·檀弓》称其“退然如不胜衣,言呐呐如不出口。所举晋国管库之士七十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刘桓,龙潜太原,轻徭清赋,开创“文景之治”;周举,为并州刺史,作吊书置(介子推)庙,使还温食,夙俗顿革;鲍永,东汉更始时为大将军,安集并州,虽为将帅,车服敝素,为道路为识;梁习,东汉历并州刺史,政治为天下最,明帝异之,赐礼甚厚;王昶,于洛阳斫荆拓荒,至桑植盈野;刘琨,“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吹芦叶以散匈奴,城赖保全,民免屠戮;温峤,为中兴名士,病逝后“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33);太原公子李世民,虚怀纳谏,“贞观之治”;武则天,史上唯一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尧佐,筑堤植柳,作柳溪;刘璋,“于事之累民者悉除之”,“民爱之如父母”;傅霖,刚直不阿,尚义敦仁;刘大鹏,急公好义,遗爱在民……
  (三)太原“幽并游侠儿”(34)、“并门自古出英雄”(35)。盖聂,荆轲尝游过榆次,与聂论剑,聂怒而目之;李牧,赵北边之良将,匈奴不敢近赵边;郅都,为雁门太守,远人惮之,至死亦不敢近雁门;张辽,守合肥,威震逍遥津;郭淮,破陇西名羌,按抚柔氏三十余落;王玄谟,陈北伐之策,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王僧辩,虽射不穿札,而有凌云之气;高长恭,封兰陵王,芒山大捷,武士共歌谣,为《兰陵王入阵曲》,威震敌国;薛仁贵,白衣陷阵,太宗曰:“朕不喜得辽,喜得卿”(36);郭子仪,身系国运,“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37);郭崇韬,八日破梁,定天下;贺惟忠,所向必克,威震北边,契丹不敢南牧;王全斌,太祖尝因大雪,解所衣紫貂裘帽遣使驰赐;杨业,屡立战功,号“杨无敌”;杨延昭,智勇善战,号令严明,遇敌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呼延赞,“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38);王贵,屡立战功;折克行,善用兵,所向克捷,金人畏之,呼“折家父” ……
  (四)太原“士穷理学,其人勤俭,敦厚不华,淳俭好学。”(39)郭泰,“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40)。昙鸾,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尊称昙鸾为“神鸾”,开玄中寺成为净土宗祖庭;王坦之,弱冠有重名,时人为之曰:“江东独步王文度”(41);王象,性器和厚,文采温雅,京师归美,称为儒宗;王昶,著治论二十余篇;王济,少有逸才,文词俊茂;郭奕,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孙楚,“漱石枕流”(42),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孙盛,博学善言明理,咸称良史;孙绰,作《天台山赋》,“卿试掷地,可作金石声也”(43);孙康,少贫,常映雪读书;周续之,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为同门诸生之冠,与刘遗民、陶渊明称“浔阳三隐”;王劭,著《齐书》、《隋书》;温大雅,唐高祖起义兵为记室,帝谓之曰:“我起晋阳,为卿一门事耳”;王之焕,“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王翰,七言歌行豪放磊落;王维,诗与李、杜齐名,东坡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昌龄,号为“七绝圣手”;白居易,意深词浅,雅俗共赏,妇孺皆知;温庭筠,花间词派鼻祖,世号温李;王溥,编纂《唐会要》,咸称一代名史;郭若虚,绘画史论《图画见闻志》流传千古;王诜,苏东坡谓得“破墨”三昧;米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44);侯仲良,朱元晦称其学“清白劲正”,胡康侯称其“经术通贯”;元好问,淹贯经史,蔚为一代宗工;王万钟,贫居陋巷,破屋萧然,不蔽风雨,而弦诵之声不绝;宋德芳,重建昊天观,为国内仅存的元代道教石窟群;元曲四大家之一;罗贯中,著三国,为章回小说之鼻祖;傅山,“百代宗师”,“先生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阎若璩,“清代汉学家第一”;几代晋商,开创票号,“汇通天下”……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必然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面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太原文艺界,深深感到崇高的使命感和无比的压力。市委提出建设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为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依我之见,一是要继续发挥太原独特的区位优势。太原市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圈和大西北开发区的交汇处,是三大经济区域的中心节点,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由西向东输送通道上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的重要传递中心,还是我国经济南北沟通的主要中心城市,起着沟通南北、联动东西的重要作用,建设好“大太原”城市群,在中部崛起中加快太原发展,以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二是继承发扬历史上太原的兼容并蓄的精神。地处内陆,开放不足,是太原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在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的历史中迫切需要我们大力倡导推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创新思路,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新的太原;三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好历史名人牌和文化遗产牌,充分体现太原历史厚重、文化遗产丰富的特色。

返回首页】